九月時候的一些事情

他們說他們是公司
他們說一切都是商品展示
他們是明和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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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會長所邀稿

行走的意外
柯裕棻

野草閑花

在城裡走路，多數的人都有明確的來處和去處，即使是漫遊者隨心所欲地走，最終還是有個安身立命的門可以推開，進去，棲身其中。沒有固定來去處的人，心裡飄飄蕩蕩，張望的身影落寞，若不是遊民，就是過客了。

城市的風景難說是雜亂還是井然，要說它結構森嚴，幾隻在安全島上菩提樹下點頭散步的白鶺鴒就破解了封鎖，倚在路邊摩托車上遠遠地瞧著它們的白衫男子，看起來也彷彿像它們一樣自由。某些意外的時候，以為是花木扶疏的角落，走過去，赫然發現樹上長滿了蟲，葉子有病，石椅子底下爬著螞蟻，本是給人歇憩的角落現在讓蟲子征服了，角落的青苔和蛛網暗示了人類的棄守。偶然經過海鮮餐廳後門，滿地腥味的水和魚蝦的殘骸又襯得那高朋滿座的前廳看來更不堪，更淒涼，蹲在大水桶邊上洗碗的老婦，腳上穿著塑膠高筒黑雨鞋，濕亮濕亮，比不遠處停車場裡的朋馳轎車更黑。

二十層樓高的大廈外，小花圃的方寸之地植幾株了山茶花，花開花落的時序和山上完全不同，山裡都野火也似的開遍了它才含苞，它開的時候，山裡早都過了季節，它也渾然不知，就這麼在街市之間捉襟見肘地開，零零落落地謝。它旁邊幾扇窗子，黑的，鐵窗做得極美，斜格子人字型的幾何圖有一點古風，那後面如果是紙糊窗子就更對味了，幾株山茶因為那斜紋鐵窗的緣故，氣氛幽然而且完整，看起來彷彿有某種不為人知的身世，自成一種煙塵嫵媚的面容。

有時候是在這樣細微的地方顯現一個都市的精神和氣度，一張椅子寫了一個鄰里的歷史，一個轉角的樹蔭就扭轉了城市的風景，行色匆匆的路人也會為了路邊人家的窗牅和花圃而駐足，一盞路燈，多少夏天夜晚的飛蛾和徬徨野狗。

最引人深思的還是椅子。椅子如果不是在它尋常存在之處，就忽然意境深遠。某個海水浴場邊的紅磚地上，一排破爛的木椅子面海擺著，也不知是等待，還是召喚，令人驚心。在擾攘的街頭意外出現一張長板凳，古董模樣，彷彿它依舊兀自唱著南管小曲，也一樣叫人懸念。

有個黃昏，我在人行道上看見幾個小孩大呼小叫地玩耍。從他們的嘻鬧聲裡我感到親切，因為如今在台北市已經很少看見路邊玩耍的小孩了， 我放慢腳步側眼看他們玩什麼遊戲，一看，就呆了。
人行道上擺著一只舊沙發，一台又髒又黑的電視機，還有幾袋垃圾，大概那附近稍早有人搬家，清出大型垃圾堆在路邊等車子載運，這群孩子圍著那沙發和電視機玩某種他們自己即興發明的遊戲。一個孩子坐在沙發上面對著空無一物的電視，兩手蒙著眼睛大喊：「難看死了難看死了難看死了難看死了。」反覆喊好幾遍，路上行人紛紛側目，另外的幾個小孩繞著電視機跑，有的做鬼臉，有的蹦蹦跳跳，這個沙發上的孩子突然大喊，停，繞著電視跑的孩子們就停下來，其中一個喊「哎喲我死了！」就換他做鬼，坐到沙發上去蒙眼看電視喊「難看死了」。

我看著他們玩了兩輪，完全搞不清楚究竟怎樣才算死了。

其中一個小孩告訴我，就是，觀眾喊難看的時候要繞著電視跑，觀眾喊停的時候，誰停在螢光幕前面，誰就死了去做觀眾。

我駭然，又想笑，又激動得想掉淚，沒有比這個更直接更批判的行動了，這樣渾然天成，是一二三木頭人的變形，但是又這樣具有生活感和時代感，這樣切身地感到台北的生活紋理。小孩不在的時候，沙發電視擺在路邊像一種展示性的公共藝術，他們繞著它玩，就像一齣發人深省的街頭行動劇。
我彷彿被醍醐灌頂，整個人都醒了，那群孩子繼續像傳說中的醒世童子在路邊玩，我笑著走開。
路邊事物野草閑花常有公共藝術的精神，像一把掉在森林裡的弓，人遺之，人拾之。你看見也好，沒看見也就罷了。


流動空間

捷運站和電扶梯通道是少數不受風雨干擾的公共場所，它們是交通的樞紐節點，人來人往的，每個人看起來都那樣堅定，那樣目標明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方向，一分鐘也不多留。也許這空間太有效率太功能取向了，令人驚喜的意外不多，即使有，也是規規矩矩的，計算過的，框得安安穩穩，有一些燈箱廣告頗有趣，但還是非常乖巧。台北的捷運彰顯了驚人的文明規馴，滿天的監視器，牆上連一道塗鴉都沒有，叫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捷運每一列車的間隔大約四分鐘左右，因此，捷運站台是以四分鐘為基準的空間，站台上的人潮以四分鐘為間隔而波動。胡思亂想，也就是四分鐘的長度。

有時候，等列車到來的四分鐘之間，我排著隊，望著那些現金卡和房地產的廣告燈箱，我想如果那一大排燈箱是洪東祿跨千禧的作品美少女戰士、春麗和綾波玲，不知道會如何。又或者，如果西門站裡的燈箱全數換上了袁廣鳴的人間失格，內外對照，不知多麼有趣。車廂裡的小電視如果不是循環播放政策廣告和兒童節目，該有多好，若是能播放剛剛得了國際大奬的動畫短片，就更好了。北投站的設計非常乾淨﹔中正紀念堂那站的藍天白雲燈箱，還有吊著的鋼管作品，真是非常切合那一站的感覺﹔古亭站和南勢角站的彩色懸吊作品很有意思﹔忠孝復興地底下的鐵籠子與粗石塊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呢？天天乘坐的木柵線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嗎？除了每次在辛亥站上遠遠看見的幾座墳之外，我什麼也不記得了。

然後四分鐘就到了，我就上車了。

在車廂內，在那種燈光下，我總是不斷想起許鞍華的電影幽靈人間。如此青白的燈光大概是有寓意的吧，為什麼在地底下的建築照明，總是這麼幽微，這麼昏沉，這樣拘謹小心，彷彿蓄意提醒路人，來去匆匆，別忘了浮上地表。

坐公車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公車是揮灑自如的意外，車身外的廣告整片整片地把車子給包裹住，什麼樣的創意都有，大鳴大放，生怕你不看它，生怕你忘了它。公車裡的人，坐著的看窗外，站著的全盯著與目光同高的車內平面廣告，它們貼得厚厚的，拉得極長，大概就是左眼餘光到右眼餘光的長度，不需要轉頭還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它。

沒有什麼藝術像公車內外廣告這樣親民了，我想。

當然，不常有人踏上去的地方，也有一點意思。從聖誕節一直到隔年元宵燈節的三個月期間，台北市主要圓環和安全島上一定放了應景的燈泡和相關作品。大部分的時候，馬年就是馬，羊年就是羊，有時候有風車和小屋子，或是以五顏六色的花擺出文字陣，擺出那一年的年份來。

走過忠孝東路和敦化南路交叉那一段路口，我常常抬頭探望那個LED的燈牆，白天裡看不出端倪，晚上它才有意思，原來是一棵樹的燈影。剛開始我以為它是面政令宣導牆，樹影子只是測試，我總疑惑它某一天會開始跑馬燈，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要繳稅，好市民不闖紅燈，酒測罰款提高，或是腸病毒猖獗請大家多洗手，等等。過了很久才有人告我，那棵樹的燈影不是虛應故事，那棵樹的燈影是那面牆存在的唯一理由。

「真的不會哪一天開始跑馬燈兼做政令宣導嗎？」我問。大家笑了，可是沒有人敢保證。這麼一來，這個燈牆倒也調侃了某種台灣的政令宣導型式。

另一邊的安全島上，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幾年前它剛剛出現的時候我莫名地感到哀傷，我認為那是一種會的象徵。一個巨大的紅色鳥籠框住一棵小樹，籠子上一隻黃色小鳥。籠裡的樹看起來格外孤零零，彷彿被鐵籠罩住，再也長不大似的。我隱隱覺得這也許是對於牢籠一般的都市生活的某種反省，綠樹一定會慢慢兒長大的，自然的力量無法被箝制，籠子有一天會失去囚禁的意義，只要那樹夠高，它的枝椏伸展出去，它的根往下扎去，它不會在乎有什麼東西罩著它。

因此我時時注意那棵樹，我希望哪天看見它撐起那籠子繼續望上長。我大概賦予它太多自己的意念和投射了，但我希望它破籠而出的意義正如同紐約聯合國廣場上的那個槍口打結的和平雕塑，正如同許許多多的作品，刻意的或意外的，擺在路旁，對著我言語，渾然天成，他們說什麼都好，這是一種文化精神，遺之，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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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在Sogo

是說,在某東區百貨公司可見實物
除了Vivienne Westwood,你還想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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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下班後時尚之必要

混亂之際剪貼下班後時尚之必要
生活態度之某種氧氣
(優雅且讓人親近的挑剔手段)
(當然也可以豪爽的說;真是機車)
不敗家也
至少會是一名發光的愛慕者


Vivienne Westwood
2005.9.1 - 200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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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那麼sweety的唱遊

跟大家說聲hi的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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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實驗所實驗的我們的實驗

要是在一個過於漫長以致於劇本論文全部
都送到遊樂場的傍晚
我在他的實驗室發現他
完整的死亡
他說:這樣很好

我取走了我放在書架上
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的玻璃杯
每次都令我想起威尼斯
淹水的飯店大廳

後來它們總是像
我們在迷宮的第96個分岔路口
所遇見的那些
自動販賣機:日報/罐裝果汁/絨毛玩具
但有人試圖用靈魂交換它們

貓的表情
適宜的冷淡
手機電話簿故障
那一刻沒有人關心
世界是否被否定了

這一季的Paul & Joe很好
窒息很好
但我們都說,不要再往下閱讀了
我是說,例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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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不掛網、減少干擾、生活很 easy

即使電子科技無遠弗屆，社會中仍有人能清醒地對新科技保持理性距離，他們關機或根本拒絕使用。去年苗栗社區大學引進國外的「關機運動」，算是集體反省的濫觴，參與者可以用電視遙控器換書回家看。

洪蘭／省下時間 看更多的書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是資深「無電視族」，她四處演講，呼籲把看電視的時間省下，可以看更多書。

洪蘭說，這都要感謝當年那家彆腳的搬家公司。一九九二年她和曾志朗帶著孩子舉家由美返台，搬家公司卻把所有電視機、微波爐、碗盤，全都摔碎。自此，她家不再有電視，同時也體會「人只要有一隻碗、一雙筷子，也可以過活」的簡單哲學。

由認知專長，洪蘭更有拒絕電視的理由。她說，美國知名大學如史丹佛的研究，早證明臥室裡沒有電視的三年級學童，在語言能力的表現上要比有電視的小孩高。

她解釋，看電視是被動接受訊息，閱讀時卻是主動的神經活動，主動的認知才能形成記憶，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除了電視，科技對人類生活的侵擾，也讓許多人在科技潮流中，寧願反其道而行：拒絕手機，拒絕掛網(成天掛在網上)、關上即時通，對新科技更顯謹慎與主動選擇。


呂秉怡／只用叩機 不想被打擾

在人手不只一支手機的年代，要找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只能打「叩機」(呼叫器)。這是呂秉怡的堅持，「我不想讓手機打擾我的生活」。

用呼叫器用了十三年，呂秉怡自嘲：最大的噩夢就是「有天中華電信會通知我：喂，呼叫器沒人用了，維修硬體不划算，您換用手機吧。」

呂秉怡說，一旦有了手機，不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會被找到，而且不時打斷手邊正在專心做的事；但叩機就溫柔多了，「可以選擇回電的時機，而且，回電之前可以先想想要怎麼說，喘口氣」。

無殼蝸牛運動召集人李幸長幾度哀求呂秉怡：「拜託，送你一支手機好不好。」呂秉怡不太好意思，弄了個手機，但只打不接，功能是省得找公共電話回電。


黃道琳／力求簡單 不玩新把戲

翻譯《菊花與劍》的知名譯者黃道琳也是這類人物。他一年前終於接受手機，但只打不接。他一直覺得自己「可以不需要手機」，但後來發現，手機有時可以拿來對付「台北市很難停車」的問題，比如開車送東西給朋友，可以打手機請對方下樓取物，他省得找停車位。

他說，他一向對使用新科技「很落後」，總是朋友圈中最後一名，因為他的生活力求簡單。「手機應該是我最後一個使用的科技產品了吧。」黃道琳說，他年紀大啦，年過半百，不想再學新把戲。


唐諾、朱天心／一字一字 堅持手工業

在網路時代，作家夫妻唐諾和朱天心幾乎和電腦絕緣，寫稿堅持「手工業」，仍是一字一字爬格子。

唐諾說，寫字是他思考的一部分，他寫稿修改得厲害，一修就重謄一次，每次重謄是思緒的釐清。一天大概就寫個三五百字，多的話，一千字；但第二天，仍重謄最後那三百字，「這樣思緒才連得上」。

唐諾說，寫字是他很大的樂趣，他並不排斥電腦，但他排斥視電腦為帶來美麗新世界的神話。

唐諾對上網十分節制，「我不瀏覽，不聊天」，看完消息，立即下線，因為「我本來就不是愛聊天的人」，不會因為面對電腦就突然轉了性。他也不用手機，因為「許多事不需要比別人更早知道」，生活中沒有大不了的急事，所以手機對他並不重要。

朱天心說，萬一朋友有急事，非得傳電子郵件找他們，只得寄給女兒謝海盟，女兒甘心成為收發秘書的條件就是「她玩線上遊戲時，我少念兩句」。

對科技工具的態度，其實反映了人的生活價值。唐諾說，他不用電腦、不用手機、不開車、不愛哈拉，其實是很一致的生活態度，都是因為不想給自己找麻煩。「不用電腦和上網，只要帶著筆和墨水，我就可以到咖啡廳寫稿，不被人找到。」


林萬億/面對科技 保有主控權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面對科技，人類還是保有主控權，並不是只能被動等著被科技帶來的資訊焦慮淹沒，生活步調隨著科技工作團團轉，「關機、斷線」就是一種逃離與反抗，主動對抗因為科技引起的生活干擾，至少證明人面對科技還是保有一點主體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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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比較想看到世界上所有部落格都壞掉的樣子」

　
一定無比有趣
網路並不無限大,它無限小
沒有陌生人的世界
多麼厭煩,比他人即地獄更無可救藥

簡直地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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