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時常想到他
布朗修的文学思想
王论跃
法国当代文学家、批评家莫里斯•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刚刚于今年2月20日在巴黎郊县伊富林(Yvelines)去世。笔者希望以此文来纪念这位埋头写作、深居简出、鲜为人知的文学大师。
布朗修是萨特(Jean-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的同时代人。1996年去世的女作家玛格利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称他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国文学作家；著名学者多多洛夫(Tzevetan Todorov)称他与萨特、巴特(Roland Barthes)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三位文学兼批评大师。布朗修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通过他的密友、胡塞尔(Husserl)的法国弟子，犹太裔哲学家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接触德国现象学哲学，并受到这一哲学流派的深刻影响。他精通德语，对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雅斯贝(Jaspers)等人的思想、观点都有深入的了解。布朗修博览群书，具有极深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哲学功底。他的批评的范围不仅涉猎西方思想界的佼佼者——除了上述对他具有影响的哲学家，还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巴塔耶等——还专论法国及其世界文学的大师，如卡夫卡(Kafka)、利尔克(Rilke)、荷德尔林(Höderlin)、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萨德(Sade)、贝克特(Samuel Beckett)、夏尔(René Char)等。很多文学家能在法国成为批评家和读者注目、关心的对象，部分也是得益于布朗修极有见地的评论，如萨德、马拉美等，在布朗修以前很少有专家对他们研读、分析。本文试以作家的文学思想为中心，对布朗修的生平事迹、文学时空观和语言观等作一介绍。
一、 生平与作品
1907年9月22日，布朗修出生于索恩-卢瓦尔省(Saône-et-Loire)的一个叫艮(Quain)的小村中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15岁(1922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就在会考的这段时间，布朗修做了一次腹部手术，由于医疗错误感染了血液，给他留下了终身后遗症，使得他一生不断受到病魔的折磨：严重哮喘、慢性感冒、胸膜炎、肺结核、头晕和窒息感、幽闭恐怖症发作、神经衰弱、失眠等。由此不难理解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令人惊奇的是一直在与死亡交锋的布朗修却出奇的长寿，他一直活到95岁。在家休养了一年以后，布朗修在1923与1924年之间到达斯特拉斯堡上大学。当时他的一个哥哥勒内(René)正在斯特拉斯堡学习建筑学。布朗修学的是德语和哲学。在斯特拉斯堡期间(1925至1926年)，布朗修认识了他的最为亲密的两个朋友之一：列维纳斯(另一位是巴塔耶)，并通过这个朋友得以接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对布朗修的美学、哲学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修大概是在1929年来到巴黎的。1930年6月，他在索邦(Sorbonne)大学答辩了题为〈怀疑论者的独断论〉的学业论文，并获取高等学习文凭。1931年开始与极右派报刊和杂志合作，并继续在圣•安娜(Sainte-Anne)医院学习医学(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专业)。他在这一段时间受到民族主义、反犹极右派代表人物巴雷斯(MauriceBarrès,1862-1923年)、莫拉斯(CharlesMaurras,1868-1952年)的影响，积极投入莫拉斯开创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并成为莫拉斯集团少数派莫尼埃(ThierryMaulnier,1909-1988年)的重要助手。布朗修为《月刊》(Les Cahier s’mensuels),《法国政治与文学杂志》(La Revue français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反响》(Réaction),《世纪杂志》(La Revue du siècle)等极右派杂志撰写稿件。他还在《政治、文学论争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担任编辑、撰写社论的工作，直到1940年。当时布朗修的思想特征是反共与反纳粹，他在1933年9月17日，即希特勒掌权6个月以后，就撰文声称「德国已经完成军队的重建并准备推翻欧洲」，为此他呼吁放弃裁军计划。1932年开始，布朗修加盟刚刚创立的日报《围墙》(Le Rempart)。该报的倾向是爱国、反民主、反议会、反资本主义、反国际主义、反希特勒，并随着后者的权力的增加，越来越反共，主张民族革命。布朗修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指出希特勒的泛日耳曼主义通过种族帝国主义颠覆了民族主义。他警告达拉第(Daladier)不要会见希特勒，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与德国、与希特勒合作是正常的话，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在奴役和战争中进行选择。」《围墙》于1933年底停办，布朗修转任周刊《倾听》(Aux écoutes)主编，并继续在《政治、文学论争报》上供职。1936到1937年间，布朗修为月刊《战斗》(Combat)及周刊《起义者》(L'Insurgé)写过一些文章，对当时的政府首脑布鲁姆(Léon Blum)进行无情的指责。从1937年开始，布朗修逐渐远离政治。1938年1月以后，布朗修再也不为极右派署名撰写政治性文章。曾在三十年代期间接纳极右派意识形态、积极参与极右派报刊工作，一直是研究布朗修的一个阴影，作家本人也因此曾遭受许多非议与指责。
德国入侵后，布朗修曾经庇护过列维纳斯的妻子与女儿。1941到1942年还参与了「年轻法兰西」(Jeune France)协会。这是从属于维希政府的一个协会，它原来的宗旨是帮助失业的艺术家。这一段时间，布朗修结识了名作家巴塔耶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4月到1944年8月，布朗修在复刊后的《政治、文学论争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撰写文学专栏文章。这一段时间正是布朗修文学创作的旺盛期，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晦涩的托马》(Thomas l'Obscur)、《阿米那达》(Aminadab)分别于1941、1942年由珈里玛(Gallimard)出版社出版，1943年这家出版社又收集出版了他发表于《政治、文学论争报》的文论集，题为《失足》(Faux pas)。这时候，他已经是包括名作家博兰(Paulhan)、马尔罗(Malraux)、格诺(Queneau)、加缪、萨特、爱旅雅(Eluard)等珈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学奖的评委，并在出版社结识了另一位朋友马斯克罗(Dionys Mascolo)。1944年6月，布朗修回老家艮(Quain)村，一个德国军官带了十几名士兵抄了他的家，幸好前线吃紧，军官被召回，布朗修和哥哥才得以逃遁。战后，布朗修先后或者同时参与刚创立的《拱桥》(L'Arche)、《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批评》(Critique)等杂志的撰写和编委工作。集中营的被揭露使得作家的思想不断向左转。反对排犹主义越来越成为他的政治信仰。1948年中篇小说《死亡的终止》(L'Arrêt de mort)出版，同年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高处》(Le Très-Haut)出版；第二年，评论集《火那部分》(La Part du feu)又得以出版。在1945年左右，布朗修的感情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他与戴尼斯•罗林相爱。戴尼斯原是布朗修的朋友巴塔耶的情人，他们于1943年分手。可是，布朗修在1945年以后的几年内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尼斯附近的爱斯(Eze)，而戴尼斯也在五十年代离开巴黎去阿尔匹斯地区照顾体弱多病的儿子让(Jean)。因此，他们相见、相聚的时间并不很多。
在爱斯的几年里，布朗修写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在适当的时刻》(Au moment voulu，1951)、《不伴随我的人》(Ce lui qui ne m'accompagnait pas，1953)以及著名文论集《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1955)。紧接着，珈里玛又出版了中篇《最后的人》(Le dernier homme，1957)和评论集《将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1959)。1957年9月布朗修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以后，作家从南部搬回巴黎。次年，布朗修积极参与反对法国继续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呼吁活动，反对第四共和国要求戴高乐出山。马斯克罗、爱特兰姆(Robert Antelme)等朋友创立杂志《七月十四日》(Le 14 juillet)揭露「非法」的戴高乐政府与「篡权者」戴高乐。1960年，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让松(Jeanson)组织被法国当局发觉，法国军人的逃亡以及不服从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马斯克罗觉得一定得采取行动。于是，他与苏斯特(Schuster)一起开始起草一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权利的宣言》。宣言几经修改，布勒东(Breton)参与了第四稿；布朗修参与了第九稿，很多关键性的语词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最后一稿寄给萨特、纳多(Nadeau)的时候，两位作家立刻表示同意。9月1日，宣言印发后，包括布朗修在内的签署者在缺席审判让松一案中受到指控。只是慑于萨特的影响，政府对此只好不了了之。戴高乐辞退了总理德布雷(Debré)并告诉他「我们总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马斯克罗、布朗修等知识分子的请愿无疑加剧了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进程。
六十年代初期，布朗修、马斯克罗与意大利作家维多里尼(Vittorini)想利用《宣言》的热情与友谊创建一份国际文学杂志，由于柏林墙的建立以及德国作家的变换态度，此事最终未能成功。1962年，中篇小说《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出版。1968年5月的学潮再次把布朗修推向政治舞台，是他秘密撰写了支持学运、由35位作家和哲学家签名的宣言。在这段激愤人心的日子里，身体脆弱的布朗修几乎是天天和他的朋友们——马斯克罗、爱特兰姆夫妇、德•福雷(Louis-Renédes Forêts)、纳多、杜拉斯、苏斯特、雷利斯(Michel Leiris)——上街游行。毕多尔(Michel Butor)、鲁波(Jacques Roubaud)、费(Jean-Pierre Faye)创立了「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其中成员有罗舍富尔(Christian Rochefort)、沙罗特(Nathalie Sarraute)、贝尔富瓦(Jacques Bellefroid)、苏斯特等，还有诗人沃瓦(Claude Roy)、作家纳多。布朗修和马斯克罗又成了主要的活跃分子。委员会会报到10月才出版，那将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因为同年8月21日苏联坦克入侵布拉格使得多位作家的共事不再可能。布朗修原计划于8月中旬与德国朋友一起访问布拉格。布拉格事件不仅使得旅行无法进行，也使他对共产主义的所有幻想都破灭，再次为悲哀左右，稍有康复的身体又每况愈下。直到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的离去才使得作家得到快慰。写于1959到1969年间的评论文章汇集在《无终止的谈话》(L'Entretien infini，1969)、《友谊》(L'Amitié，1971)中出版。
七十年代开始，布朗修致力于小说的再写作与再版。1973年珈里玛出版了《超越之步》(〖WTBX)Le pasau-delà)。这一部论文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首次发表。他的身体状况迫使他深居简出，亲人的离去使得他自己也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1978年1月9日，哥哥勒内去世，布朗修以后一直跟他的兄嫂安娜(Anna)生活在一起，直到1997年她去世。1978年1月23日，戴尼斯•罗林也离开人世。1980、1981年珈里玛分别出版了论文集《灾难性写作》(L'écriture du désastre)和《从卡夫卡到卡夫卡》(De Kafka à Kafka)。从此后，布朗修的作品在子夜(Minuit)、位于法国南部的发塔-莫尔加那(Fata-Morgana)等出版社出版。如《不可承认的团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Minuit，1983)、短篇小说《我死的时刻》(L'Instant de ma mort，Fata-Morgana，1994)等。已是耄耋之年的布朗修一直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1993年，在《解放报》撰文谴责前南战争，表示和平愿望。1996年，当他得知出版过他的6部著作的发塔-莫尔加那出版商布鲁诺•沃瓦(Bruno Roy)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接近极右派民族阵线的德•布诺娃(Alainde Benoist)的一部著作之后，马上写信要求收回他的书籍。
从上面的生平简述中，我们已经得知布朗修的的作品分成两大类：叙事作品和评论。叙事作品中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而又以中篇为主。将他的作品分成两大类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学思想也可以分成两种。布朗修的叙事作品和评论相互衬映，出自一个完整的又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尽管作家本人并不喜欢「体系」一词。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作品是文学理论的实践，文学理论则是文学作品的体验。布朗修的叙事作品情节很少，人物少得可怜，有时连姓名、称呼都没有，而直接用你、我、他等人称代词或者字母A、J等替代。小说的内容、人物的行为往往发生在一个非常浓缩的空间里，并且常常重复，人物的行为时常与其行动的目的相悖。一个行动往往没完没了地拖沓，或者是不断地回到起始点。小说快结束了，读者，甚至就连作者本身对「谁是主人公?」、「谁是发话者?」、「谁是受话者?」等这些传统小说的基本问题还摸不着头脑。因此，小说的进展过程也几乎是小说的消失过程。写作本身不是为了留下痕迹，而是为了抹去痕迹。作家似乎一手握笔，一手握着橡皮。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像作家本人或者其周围的人一样，出奇的沉默。在小说《不伴随我的人》快结束时，「最主要的还缺乏」，人物间的对话等一切都只是「一种误会，必须将此结束」。布朗修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不是很明朗，往往对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不但无法保证自己从事的事情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且自己都记不清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乃至自己的身份。
二、 文学时空观
时间与空间是所有哲学家和文评家都极为关注的命题。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海德格尔，谁都没能回避这一主题。
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主要是物理的、分段化的时间观，也即将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将来三种直线形式。布朗修采用的不是这种直线划分，而是采纳时间轮回的形式。
「这一次」，我十分清楚这个词是多么没有道理。它的出现是因为我希望到达了尽头。但是，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到达尽头。并且对我来说，这一次并非这一次，而是另一次，总是另外的一次。
「这一次」中的指示代词「这」表示确定的单位。而在布朗修的时间概念中，我们无法把时间耗尽，无法把它固定下来，使它「定位」。任何把时间量化的努力都是白费。在这里，作家接受的是现象学的时间观，突出时间的「有(无)」(Ilya)，而不是时间的「是(否)」(être)。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时间不是，有时间」。另外，布朗修的时间观与他的朋友、哲学家梅洛-庞蒂的「时间推力」概念比较接近：
人们说有时间就如有喷射的水柱一般：水在换但是喷泉照样继续，那是因为形式保存在那里。形式的保留是因为每一连续的水波都重复前一水波的功能：一水波推动它前面的水波，紧接着自己也被另一水波所推动。这种现象的最终原因是因为从水源到喷射，水波并没有被分裂：只有一种推力，在通流中只需要一个缺口就足以使得喷射中断。在这里，河流的比喻就能说明问题，那不是指河流的流逝，而是指河流只和它本身融为一体。
布朗修的「无法耗尽的时间」跟梅洛-庞蒂的喷射水柱的比喻很接近。水柱或者河流接连不断、无穷无尽。布朗修还在《不伴随我的人》中写道：「我不想未来。我不给自己未来，甚至连现在都不给。」(第118页)我们所谓的过去是相对现在和未来而言的，既然现在和将来都不复存在，那么过去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这就是「整块性」的时间。正因为时间的物理性被他取消，他作品中的人物才会有周而复始、似完未完的行为。语言学家本尼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曾经区分过物理时间与语言时间，认为前者可以计量，后者则不可以，是一种「质量」性时间。布朗修走得更远，他寻找的是「另外一种时间，更加古老、古老得可怕的时间」。这句话在《不伴随我的人》中不断地重复着。对「古老时间」的追寻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布朗修追求的是原始时间状态。这种时间当然是无法量化、或许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难以定义、难以确认的时间很逻辑地导致「无终止的谈话」，导致写作的重复、再写作、遗忘、往返等在布朗修作品中极为频繁的现象，导致主体的肯定与否定之徘徊。正因为现在式的不存在，才不会有「这一次」的存在。他的时间观与他对人物、主体的理解完全吻合，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应该将时间作为主体，将主体作为时间来理解」，也即将时间与主体互为定义。
应该指出，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强调时间的整体性，本尼维尼斯特强调时间的连续性，但是他们的侧重点都还是时间的现时性，以便使它与现实(现象学中现象)与陈述主体(语言学中的主体)对应起来。因此，他们毕竟是用科学的、理性的角度去讨论时间观的。这也许是布朗修在时间观上与他们的最大差别所在。
现在，由于他答应过我，他将「为我做些什么」，我问他：「您现在愿意帮我忙吗?」他好像犹豫了，填补他那无尽的犹豫的是我等待的坚决、苛刻与不耐。这种不耐一直持续到他从远处轻声地回答：「您知道，我不能够帮助您。」
再看另外一段：
就如他答应我的那样，将有一时「他会为我做一切」。我总是记着这句话。当我问他「现在难道您不愿意帮我吗」时，我所给他的正是这一记忆。我带着信赖、希望等待着他的答复，这一点他应该感觉得到，我自己在他说话时也感觉到的。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不能帮您。您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
作为「我」的伴随者，「他」对答应「我」的事无能为力。「他」在「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零主体。所谓零主体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是对这种状态又有意识的人物。这种现象在我们参考的《不伴随我的人》这一中篇小说中是非常普遍的。小说总共就只有「他」、「我」和从未出场、难以捉摸踪影的「某个人」(quell qu'un)三个人物，都没有真名实姓。当「他」问我「您写作吗?就在此时，您写作吗?」时，「我」从没有能就「此时」做出答复。「他」和「我」等都只是在潜在状况下的完整主体，可以为对方做一切，可以答应一切。但一旦要将这种潜在状态变为现实，一旦牵涉到设想的具体实现时，以及一旦回到「现在」时，这些主体形态就开始退化，就开始「犹豫」，就可能变成零主体。因此，布朗修叙事作品的人物主体形式往往在两个极端循环，这里提到的《不伴随我的人》是宋，其他小说，如《晦涩的托马》与《死亡的终止》也都是同一基调。从整体到零、或者从零到整体的往复过程，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布朗修的辩证法，即「所有」与「乌有」的相对性。在他的作品中，这两者往往是一致的，正反两极并没有实际的距离。
上面谈的是布朗修的时间观以及时间与主体的某些关系。作家的空间观也非常特别，与时间观相对应。就如我们无法定义、确立「此时」一样，布朗修的空间是一个「遗忘」空间。「此地」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所在地，而是充满疑问的空间。
对，就在一平静的夏天，这痛苦，可能就是这痛苦把我带到了这里。尽管，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然不动，甚至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即不能为此地。
布朗修的「此地」既是此地又是他地，既不是此地也不是他地。他的「此地」不能用「里面」、「内在」等空间概念来理解，因为在作家笔下，「此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空间：它的支点在「外边」。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理性的空间概念搬到布朗修的作品中套用。这种空间不是一元空间，而是多维的空间，甚至是一盘散沙式的空间，近乎沙漠。沙漠空间里没有坐标，此即彼，彼即此，里即外，外即里，这只是一种原始空间。这样一种原始空间与上述原始的、古老的、「古老得可怕的空间」完全相吻。沙漠空间的每一点几乎功能相同，很难确定里外、彼此。正是因为布朗修叙事作品的人物活动主要场所是这种无坐标的沙漠空间，所以他们的活动常常是游荡：一种无终止的漂流。《不伴随我的人》中，「我」「只能从一地飘荡到另一地，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为的是从外边找到支点。」《死亡的终止》里的叙述者「我」，「一天晚上回家时，由于工作了很长时间脑袋空空，走错了门，到了她家里」，到了女主人公的家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布朗修的密友、哲学家列维纳斯曾把人类的活动归纳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定居式」，另一种是「游牧式」。布朗修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采取「游牧式」。如果我们采用语符学的术语来理解这一种哲学划分的话，这便是「主体」与「非主体」之分。主体的行为是定居式，具有一定的时空坐标，并对自己的行为、话语负责；非主体的行为则是游牧式或流浪式，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也不对自己的行为或话语负责。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布朗修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经历了从主体到非主体的转换过程。还需要补充的是沙漠空间既是一个完整空间，又是一个虚无空间：「所有」与「乌有」在这里再一次重合。
本尼维尼斯特认为陈述机制(énonciation)的三要素是「我-此地-此时」(Je-Ici-Maintenant)。作为时间与空间条件的「此时、此地」在布朗修的笔下都成了不可能，那么「我」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前面已经粗略提到在小说《不伴随我的人》中「我」与「他」之间的主体关系。事实上，在布朗修那里，「我」的概念既包含「我」，又包含「非我」。「我」是一个分裂体，就如作家本人在《文学空间》中所说的那样： 我在全部的行动和决定中是完整的我，能够对自己行使主权，总能达到自我；然而达到以后的那位就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将来的角度讲，「我」是一个完整主体，但是「我」的行动一旦实现，「我」即变成零主体或者非主体：「我」的一部分并不为「我」所把握。布朗修作品的难度正是来自对陈述机制三条件的排斥。他将语言的实用性和语义本身、将陈述机制与陈述本身断然分裂开来。于是，布朗修的写作过程并不是语言的展现过程，而自然导致语言和写作的消失。
由此可见，从理性角度讲，布朗修的时空观是将时间变成非时间、将空间变成非空间的观点。这种方式当然通过他那特殊的语言观才可能实现。作家的语言观以及与之有关的写作观正是下面讨论的对象。
三、 语言观
跟诗人马拉美一样，布朗修也把语言分成两种状态：
一方面是有用的言语，是一种工具和方式，这是行动、工作、逻辑、知识的语言，它可以即时转播，然后消失在规律性的用途中，就如所有好的工具一样。另一方面则是诗和文学的言语，这种话不再是一种过渡、从属、有用的方式，而试图在本身的实践中完成。
显而易见，布朗修作品中使用的是上段指出的第二种言语，也即他自己称作本质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非功利性排除了所有实证主义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多多洛夫(Todorov)在《批评之批评》(Critique de la critique)中对布朗修的一段评论不是十分有道理。多多洛夫指责布朗修「对语言的证实性表示怀疑，并在事实上使用一种超越真假性、善恶性的那样一种话语」。多多洛夫的言下之意是布朗修体现的是虚无主义的思想，而事实上虚无主义一向是布朗修的大敌。多多洛夫在此书中对法国战后的三位文学兼批评大师，即上文提到的萨特、布朗修和巴特作出评论，并明确表示他的天平偏向被他称为「我的巴特」的符号学家。尽管在今天的学术界人们对他颇有微词，但他曾经是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巴特曾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几员猛将之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偶像。与他们相反，布朗修从未疯狂地投入到现代思想潮流中，尽管他对萨特的文学作品以及巴特的思想活动极为关注。布朗修从一开始创作就自觉地把语言的实用功能让给了另一种语言活动，而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局限在诗的语言方面。语言本是主体的使用工具，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讲，语言与语言的使用者之间应该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但是在布朗修的作品中，这种主、客体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也即语言支配了主体，主体反而处于从属的地位。布朗修作品中的话语、词句等语言现象经常重复，但是每重复一次，主体的地位就下降一次。语言不是用来增强人物的主体性，而是对其主体性提出质疑，就如福柯在评论布朗修时所说的那样：「语言的实质只是在主体消失的时候才出现。」布朗修的文学语言脱离传统话语方式、远离「表征王国」。正因为此，他叙事作品中的主体语言便慢慢让位给非主体语言，这就是说人物不再对其行为、话语承担任何责任。另外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布朗修对于死亡的看法，因为这里将牵涉到他的语言观与写作观。布朗修在《文学空间》里说：卡夫卡用如下我们可以归于他的话非常简单地表示：写作是为了能够死亡；死亡是为了能够写作。这些词把我们关入其循环性的苛求之中……
布朗修对卡夫卡的评语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死亡是写作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写作的目的。因此，死亡与写作对布朗修来说是两个非常接近的概念。他还说写作这一行为「属于无一人说，也不对任何人说的语言活动，它既没有中心，也不透露什么」。
死亡成了陈述机制的条件。要获得写作能力，就必须先有死亡这一写作的起点。这样的语言、写作观当然是跟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是也是其对世界文学大家阅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死亡主题所涵盖的广度几乎与文学本身相同。希腊神话中的死神(Thanatos)与爱神(Eros)相对，死与爱相对，而不是与生相对。某种意义上说，死与生同属一种客观现象。正因为有死亡的要求，布朗修的写作空间不是朝内，而是趋外。这一点可以补充上一节的时空观。布朗修作品中，不仅人物之间的沟通不太可能，就如前述在《不伴随我的人》中的「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自己，也对自己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无论是人称代词还是「托马」、「雅那」，他们对于外界、对于自身都是异乡人。前面已经提到布朗修的作品中很少有人物是统一、完整的主体，而是分裂、瓦解的肢解体。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肢解不光是一分为二，而是分崩离析，并与他们的母体不一定再有牵挂。因此，这种分裂过程完全不是数量上的分散，而是一种质变的过程。列维纳斯针对布朗修的写作观指出：
写作并不导致生命的真理。人们可以认为它带给生命的是流浪或是将生命当流浪地，不可居住的地方。
正因为写作是生命的不可居住地，写作者(不是人物，这一点跟上述内容不同)或者作家无法对他的写作内容作出任何承诺与担保。因此，与萨特的「介入」文学不同，布朗修的文学是「退出」。作家并不是在「建造」：建造话语、词句乃至书籍。写作对布朗修来说是「摧毁」、「隐退」、「消失」、最终是「死亡」。为什么死亡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这又是作家的一个悖论。他曾经在《文学空间》里声称：「我从来不死，人们(On)死。」因为我只是观察他人之死，而永远无从知道我自身的死。所以布朗修的死亡不是彻底的死亡，而是一种垂死，一种永远没有尽头的垂死。因此，一方面有《我死的时刻》，另一方面又有《死亡的终止》，其上半部分正是J的垂死故事。死亡本身是瞬间性的动作，是一个终点，但是终止在他那里又变成一种持续的、无休止的行动。布朗修彻底打破了一般的语言规律。他不仅使各种持续行为瞬间化，也使各种瞬间行为持续化。就如死亡不是一下子完成的那样，写作也成了一种没完没了的事。写就的也只是一种误会、误解，因此需要重新开始。所谓的「书」或者大写的「书」只能是「将来之书」。然而，布朗修寻找的时间又没有未来。他说：
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所用的语言更完善，更纯粹。写作只有接近什么都不显露这一点时才开始。在这一点上，在隐藏当中，话只是话的影子，语言只是其形象，那是想象的语言或者想象出来的语言，这种语言谁都不会讲。那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窃窃私语，如果要使得它被人听到的话，那么还需要强加给它「沉默」。
由此可见，布朗修似乎在寻找语言之前的语言状态，即他所谓的「什么都不显露」的那样一个「中心点」，因为一旦语言形成现实，一旦理性化，那么一切想象、形象和影子都消失殆尽，诗、文学只是在试图追回这一种既不同于普通的语言、也不同于思想的语言。布朗修甚至指出：
如果所有的词中有一个词不真实的话，那就是「真实」一词。
这里再一次表明布朗修反对语言的实证性。在这一节，我们把作家的语言观与写作观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发现布朗修的语言观与写作观与其文学时空观相互对应、补充。导致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作家对「中」(neutre)的概念的特殊看法。
四、「中」的思想
「中」或者「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支柱之一。但必须指出的是，儒家的中庸概念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调和或者平衡。因此，那不是数量上的均等，而是质量上的均衡。
那么布朗修的「中」又如何呢?他对这一概念的论述主要发表在《无终止的谈话》(L'Entretien infini，1969)里。他参照了著名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的写作观，将「中」当作创作的最高要求和境界。
……中不属于第三种类型，以与另二种相区别、并构成具有理性的本质或存在一种确定种类。「中」不属于任何一个种类，即非普遍的、一般的，也非特殊的。它既拒绝属于客体类，也拒绝属于主体类。这并不是说它还在这两者间犹豫或还没有明确，这是说它以另一种关系为前提。这种关系既不和客体条件有关，也不与主观秉性相干。
正是因为「中」跳出了传统的主、客体的范畴，所以才使得作家有可能超越理性要求，提出很多骇人听闻的意见，但也是这一点增加了作品的难度。儒家理论中的「中」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或者说近乎理性的概念，并且孔子非常强调实用性；而布朗修的「中」则先于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介于主、客体之间，属于「既不……也不」的结构，其中不包含任何实用成分。
布朗修的「中」也不是东方哲人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调和或默契，因为他完全不是从这一角度来构想的。他的「中」代表的是冲突、歧途、彻底的不平衡。布朗修怀疑、摧毁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把「我思故我在」的至理名言改成「我思故我不在」。他摆脱了主、客体概念的局限性，利用「中」的概念使得语言、文学具有很大的非理性倾向，并对许多西方约定俗成的思想、理论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布朗修的思想观念从侧面讲毕竟也是战后西方人心彷徨苦闷、难以找到拯救之路的必然结果。他能够意识到一点，然而却没有能够「自救」。这可能是他个人的悲剧，或许也是西方思想界的悲剧。他的作品从体裁上讲并不是悲剧，而事实上比传统悲剧更悲，悲得不能再悲。
——「意义，意义只有通过中才会有。」
——「但尽管如此，中对于意义还是陌生——我想说的首先是：中并不是不在乎意义，而用一种无形的差异性距离，萦绕着意义与非意义的可能性……」
——「中应该是这样一种文学行为，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并且(首先是)将意义释放，犹如意义的幽灵、萦绕和幻影，似乎文学的特质就是鬼魂般的……」
布朗修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萦绕、鬼魂不散般的萦绕。这就是我们为何认为他的作品比悲剧更悲的原因，因为传统悲剧里，悲剧行为是有一个尽头的，并且主角的悲剧行为总是得到荣誉性的报偿，而布朗修作品的悲剧是没有尽头的，就如幽灵不断纠缠而不得平安。死亡也变成中性的行动，介于生死之间。「垂死活着」是痛苦的，看着人垂死活着则更为痛苦。因此，作家把这种悲苦传染给读者，他在《不伴随我的人》里说：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终结，可是不幸却没有尽头。它不会困倦，也不懂死亡，我不时地经历这种考验；白昼不能照明它，黑夜便是它的深层，它那活生生的记忆。
这种痛苦或不幸显然不是一种阵痛。文学走到这一步，已完全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再现或表现，而是对它深深地感到疑惑，同时也是对语言、写作本身的质疑。作品不再是作家的产品，这一点跟所谓的「自动写作」有些接近。布朗修的文学作品一方面遣词造句非常精炼，吝啬到了极点，作家每一次再版一部小说，大多数时候都是削减；另一方面又让那些非常节省的词语、话句不断地重复：每一重复都代表一种怀疑。上文提到布朗修承继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传统，但是海德格尔的思想跟希腊哲学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终极关怀是艺术的「本质化」，然而布朗修追求的却是艺术的「非本质化」，因为他的终极关怀是艺术、文学的「消亡」或「消解」。这一点不会对诸如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没有启发的。
2003年6月1日于法国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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