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蘇珊．桑塔格
陳耀成
港台的朋友大概會視2003年為特別創痛的一年：SARS、張國榮、梅艷芳相繼大去。住在紐約的話，2001年的911可以令你沉鬱半載；但2004年卻真正令人沮喪、憤懣。紐約這個受創的城市，匯聚了近100萬人在共和黨總統提名大會前夕，秩序井然地遊行示威。小布希明知夾道受噓，卻一樣昂然入虎山，挾世貿中心的災劫自重。對受驚嚇威脅的紐約客來說，副總統發國難財，小布希藉打擊恐怖主義之名騎劫美國民主，更是切膚之痛。
耶誕之後，蘇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卻彷彿是2004年對美國文化的最後一擊。彷彿更多的更多的一點什麼，跟著她去了。
「世界之始是美國，之末是威尼斯。」語出桑塔格的第四部電影，受義大利電視台之邀而拍的《無導之遊》(Unguided Tour)——根據她自己的一個同名的短篇小說改編。是的，桑塔格最膾灸人口的作品是她的文章，我看到的弔文都對她的電影絕少提及，這電影大概是我於1987年到紐約不久之後看的。而記憶猶新。片末是一系列受多個世紀風霜蹂躪的威尼斯老城內的石獅像——從一個遊客的照相機的角度拍攝——我們聽到快門的搭搭聲，做成一組很有震撼力的蒙太奇，縈迴於她《論攝影》書外的一組知與感：攝影是某種殺戮、掠奪，現代世界與現實、歷史、時間的掙扎。
桑塔格當時也在場讀她的小說，介紹電影。放映之後，跟她閒聊了幾句，告訴她我之前曾翻譯過她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在香港的《電影雙周》及台灣二度復刊又停刊的《文星》內刊登。)她當時立刻把她的電話號碼寫下給我，願意「碰面聊聊。」
我當時沒有太大的與她打交道的意欲，只想靜靜地生活念書。而歲月匆匆，彷彿知道她在紐約就很好了。記得某次看印度導演薩亞吉‧雷(Satyajit Ray)的《阿普三部曲》，見到她在排隊，在城市演藝中心見到她看日本現代舞團「山海塾」(Sankai Juku)，在大都會歌劇院看到她看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製作的蘇聯歌劇《包利斯．郭多諾夫》(Boris Godunov)，在唐人街的銀宮飯店見到她吃點心。當然，在紐約碰到文化聞人並不困難，見到伍迪．艾倫(Woody Allen)要過馬路，小說家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在小餐廳食膳，坐地鐵內瞄到黑人女高音潔西．諾曼(Jesse Norman)是這大都會市景的點綴，但桑塔格是紐約文化生活的冠上明珠，因為她廣泛的興趣、深湛的學養。她彷彿令你多了解一點，什麼是愉悅地「閱讀這世界」。
額前一綹白髮，往往身縞玄衣。目光銳利的高個子有點不怒自威。但笑容可掬，語調親切。今日的說法是她很「酷」。她是知識分子的明星，也是星味十足的知識分子。她的大膽敢言，令她成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最醒目的公眾知識分子。看不順眼的形容她也不是什麼公眾(public)，而是譁眾(publicity)知識分子。桑塔格的一生自然不乏令人譁然的言論。例如：
1977年，她於〈河內之行〉—文內形容「白人是人類史上的癌症」，並指斥美國是於一場「滅(印第安)族的暴行上建國」。
1982年紐約市一個支援波蘭團結工會的論壇上，她一反早年的親共言論——除了北越之外，她也曾探訪古巴，責難自由世界的「前進」知識分子，一直縱容共產主義的暴戾，然而共產主義其實是「披上人臉的法西斯主義」。
1999年，她一反知識分子彷彿都是和平主義應有的姿態，在《紐約時報》撰文聲援柯林頓軍事介入波士尼亞，以克制塞爾維亞，解救圍城三年的塞拉耶佛。當時反對美國軍事行動的不只是歐洲的知識分子，還包括美國的左翼，例如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不少華人因為中國領事館被波及而聲勢洶洶地抗議。但桑塔格視這美軍戰略為一場正義之戰。執筆此文之際，我剛聽聞塞拉耶佛宣布把一條街道命名為蘇珊．桑塔格，並在她昔日於危城之中搬演《等待果陀》的劇院內懸掛紀念牌，我不禁心下憮然。
2001年中，她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獎，在聖城內向一室的以色列權貴宣稱：「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的土地，並盡快拆掉移居點和撤走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不少聽眾拂袖離座。
同年9月，911事件後一星期，美國仍是舉國泫然之際，她在《紐約客》雜誌中撰文，反駁劫機撞樓的恐怖分子為懦夫之說，並力陳世貿事件是美國自詡為超級強國於外交結盟立場(指支援以色列)帶來的惡果。
桑塔格從不以「今是昨非」為忤。她後來認為把癌症與白人相比是錯用了譬喻，是對不起癌症病人。她不悔支持美國出軍巴爾幹半島，但惋惜死傷的平民太多。1980年代，她在一部紀錄片中批評古巴對同性戀者的壓迫。而因為《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是古巴強人卡斯楚的摯交，桑塔格不只一次公開指責馬奎斯支持獨裁。
重溫桑塔格過去三十年的大小鬥爭可以令人雀躍。她自己大概也享受這人權女俠的形象，然而她不只一次聲言她在人權方面的努力是出之於她身為「世界公民」，而不是出於其作家身分。但若沒有她的才情、「美國最聰明的女人」的稱號，沒有她懾人的儀表，也許她對美國文化的衝擊不致有這一點前無古人的感覺。
我景仰她，而慶幸自己從不因為她是文化名流而開始閱讀她。二十年前，我在讀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見到桑塔格的處女作《恩人》書背引述了鄂蘭的推薦，就順手買下，而津津有味地讀畢這小說。之後迅即接觸到她影響更深遠(但不一定優於她小說)的文章。
1933年出生的桑塔格，父親是客居天津的皮草商，在桑塔格六歲時患肺癌病逝。她童年的家裡擺滿了仿古的中式擺設及小玩意。她也早就學懂用筷子，又在後園挖洞要通往中國。這些中國印象都凝聚在她最佳的短篇小說之一〈中國之旅〉(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內，而與她於文革末期正式的中國之旅並無多大關連。那中國旅程彷彿除了加深她對法西斯主義美學的看法之外，不曾提供她更多的寫作素材。
桑塔格從小是蛀書蟲。她母親曾說，要是女兒總是不顧日夜地看書的話，她就不再嫁。桑塔格生父姓氏是羅森布賴特(Rosenblatt)，桑塔格是她繼父的姓。但有人說，蘇珊．桑塔格這樣一個抑揚頓挫的響亮名字，就是公關公司也想不出來。
她是女神童，15歲中學畢業，18歲大學畢業。但她也相信自修，也生自學者的感嘆，例如她某次提起，上大學後才知道把普魯斯特的名字念錯了。她17歲在芝加哥大學念書時，與社會學教授菲力普．懷夫(Philip Rieff)相識十日後閃電結婚。八年之後，她毅然帶著自己所生的一子大衛．懷夫(Devid Rieff)、兩個衣箱、口袋中的70塊錢，到了紐約，從此賣文為生。律師告訴她，她是加州第一個不收贍養費的離婚女人。
1964年她於《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刊出〈假仙筆記〉(Notes on Camp)：「Camp是什麼……重點不在美，而在人工化的程度、風格的誇張……Camp品味並非同性戀品味，但二者確有頗多共通類同之處——同性戀者提倡美感俾能令他／她們能見容於社會。Camp軟化道德觀，主張玩世不恭。」此文一出，令桑塔格一夜之間成為文壇彗星。她甚至被視為提倡「愈爛愈過癮」的「審美觀」，廢除通俗與高級藝術的界限。當然〈假仙筆記〉一文本來是桑塔格對古板的象牙塔學究的挑戰。豈料三十年後，消費文化舖天蓋地，市場與潮流崇拜令深刻的藝術標準幾無立錐之地!桑塔格又再修正她的看法!
〈假仙筆記〉收錄於她早年已成校院經典的文集《反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然而三十年後，她為該書的西班牙文版寫了一個新序，序中甚至聲言尼采預言的「虛無主義」終於抵達現世。她不只一次問：誰想到有一天要捍衛「嚴肅」?
桑塔格一直收入平平。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時，因為她的資歷(她有文學、哲學兩個碩士學位，卻無博士學位)而生長聘的刁難，令她對學院一直厭惡。她曾說，「一代最好的心智都被學院摧毀了。」1974年她患上癌，甚至需要作家協會設立基金助她治病。病癒之後，她寫的《疾病的隱喻》可以說是她最具「教化」功效的作品。於書內她點破疾病所遭受的美化、醜化、神活化。人應無愧無羞地治病竟是宛如當頭棒喝的訊息。
桑塔格是近世少數的自由身知識分子。她之前的著名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的尼采，二次大戰期間的班雅明。他們都一生潦倒，也許桑塔格最心儀的是為理想殉道的法國女作家西蒙．威爾(Simone Weil)——威爾甚至到工廠打工以認同無產階級!
明星光彩下，桑塔格其實對舒泰優渥的生活心存很深的懷疑。這才能解釋她為何可以在槍林彈雨，無電無水的塞城住了差不多兩年。直到1990年，她出版了她一生唯一的一本暢銷小說《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後，她才終於買下自己的物業。
2000年，在她位於曼哈頓同性戀區Chelsea的閣樓(裡面有她四國語言的藏書15萬本!)，我花了幾個小時和她進行訪談。那時王德威兄聞得我對桑塔格作品還頗熟悉，遂生在台出版一本她的選集之想，終於在Joyce劇院大堂內我再次向她自我介紹，想不到已是十三年之後了。她爽快地給我她的電話，她亦已雇用了助理。7月的暑天見面，那時她的新小說《在美國》(In America)剛得到美國國家圖書獎，她送了特製的鑲皮精裝版給我(兩天前，我翻望著書內的簽名題字，不免生出惆悵!)。此後，我為她編譯的《蘇珊．桑塔格文選》及《旁觀他人之痛苦》都是華文特有的版本。
四年來，大家都因事忙碌，是師徒之間有距離的交往吧!她通知了我去聽她兩個座談會。其中一次與名翻譯家/詩人李察．霍華(Richard Howard)對談。有一次，我在天津買到一本租界的老明信片集寄給她，好讓她遐想父親活過的時空。好久之後，收到她的致謝電郵。窄小的紐約文化圈，又竟然有些大家都認識的朋友，例如前衛鋼琴家陳靈(Margaret Leng Tan)。陳靈擅長演繹前衛大師約翰‧凱吉(John Cage)，某次與桑塔格一起為名畫家耶士培．約翰斯(Jasper Johns)的基金籌款。我認識陳靈多年，常為她拍些音樂錄像，三年前卡內基音樂廳為她舉辦一個凱吉音樂會，我自然前往捧場。那晚發現桑塔格也到了，像小女孩般蹲在地上與因耄耋蹣跚而坐在路旁椅上的現代舞名宿康寧漢正聊得起勁(桑塔格很早就聲援凱吉的前衛觀和他與康寧漢創出新里程的合作)。演奏會後，桑塔格與我都到台上向陳靈恭賀，自然寒暄幾句。
但過去四年多實在音訊希罕。一個原因是我早把她的遺作《旁觀他人之痛苦》譯出，但原先打算合作的出版社結束，譯稿轉到麥田出版社，又延擱了一年，我自己也懷疑是否會胎死腹中。直到麥田與我聯絡，我才再與桑塔格聯繫。豈料聽聞她第三度患癌的消息 (因此是在病榻上，她授權我補譯她最後發表的文章——談虐囚事件的〈旁觀他人受刑求〉，收進《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內)。
明知她已是年逾知命，又是五年內復發的癌(如今知悉這次血癌竟然是因為1999年她患子宮癌時實施化療觸發)，通常凶多吉少。我還是希望她能再擊倒病魔，再多寫一兩本好書。12月初，麥田寄來兩本《旁觀他人之痛苦》。耶誕前數天，我寄了一本給她。包裹內附了張慰問卡，告訴她書在台灣被列為最佳書獎。我希望能與她「繼續合作，把她的作品介紹給更多的華文讀者。」並祝她2005年更好!
我事後覺得是一語成讖，她活不過2004年。差不多一週過後，我仍未有勇氣致電她的助理，問蘇珊死前是否見到這耶誕郵包。
又其實我下意識中亦可能已察覺到她正在病榻彌留，因而反覆讀著桑塔格為韋托．西區(Victor Serge)的小說《杜拿耶夫同志血案》(The Case of Comrade Tulayev)所寫的序。是因為桑塔格力捧，西區的這本小說才能在埋沒半個世紀之後，於2004年終能以英譯本重見天日。西區生於比利時，返回俄國搞10月革命，曾支持托洛斯基，但後來又跟他鬥翻，曾於不同國家坐牢十年，最後在墨西哥鬱鬱猝斃。然而他健筆多產，是個在文化夾縫中以法語寫作的俄國作家。這位政治背景複雜、生不逢時、但最先於小說中披露蘇俄古拉格營的英勇作家，挑起了桑塔格最激切的文筆，描摹出她心目中文化、道德、文學的典範。這大概是她最後的一篇文評，末段如下：
「我想把月亮吹熄!」在皮也克(Pilnak)的短篇〈滅月記〉中的一個小女孩如是說。皮也克(西區的同代父友)縱使向史達林的政策屈膝，仍難逃慘遭槍斃之劫。在這酷苛的凶暴與不義的世代，彷彿大自然也要陪同呻吟……然而月亮是不會被泯滅的，如同詩人與小說家不滅的、拯救我們的漠然的寬宏視野——它並不只把政治理解或真相更形顯彰而已，它其實告訴我們超越政治的，甚至超越歷史的，還有更多的……勇氣、漠然、感官之愉悅、悲憫，悲憫四方之內的芸芸眾生，不滅的悲憫。」
不滅的悲憫是桑塔格通過藝術、政治、人生不竭的追尋。且讓這智慧伴隨我們走下去，面向海嘯天崩的不可知的蒼茫歲月。
我曾寫過一篇訪桑塔格的〈反後現代主義及其他〉訪談錄，先刊在賓州大學英文網的《後現代文化》學報上。她的助理送回她寓目過的訪談錄時，代她嘉許我問了許多「充滿深度與挑戰性的問題」。而我後來察覺，那次訪談令她重新面對了《論攝影》的結論──即影像氾濫令人的良知麻木──導致她當時竟遲疑地說「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是這許多接連的印象觸動了她，於是十多年後，桑塔格決定重新拷問影像文化，進而寫出了《旁觀他人之痛苦》。(《自由時報‧副刊》,2005/1/10-11)
*一時找不到
Unguided Tour的劇照,在上面所說的那篇訪談錄裡有提到,Sontag用Piraneci的蝕刻畫裝飾她的公寓,因而以之暫代 ......
never try to read this...
